清朝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陕甘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回民起义，史称“陕甘回变”。战事迅速蔓延，局势如火如荼，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。为了平息这场叛乱，朝廷在左宗棠的提议下派遣大军出征，历时多年，直到1873年才得以平定。曾毓瑜在《征西纪略》中写道：“回民因仇杀汉民，清军又以重税压榨民众，百姓苦不堪言。”在这期间，固原的董福祥在安化起义，号召起义军十余万，势力跨越陕甘十余州县。最后，他投奔了左宗棠，成为清朝的辅助力量，其部队被编为“董字三营”新手炒股配资平台，也因此奠定了近代“甘军”的基础。
董福祥原是固原当地“哥老会”首领的儿子。自幼习武，性格刚烈，十分不喜读书，反而对武艺充满兴趣。长大后，他更是雄风四起，义气为先，常常出手打抱不平，结交绿林豪杰，成为乡里人敬畏的对象。彼时，清朝的绿营兵力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天国、捻军等反叛势力，地方官员也因此允许各地民众自发组织团练抗击外敌。到了1862年，陕甘地区的动乱愈演愈烈，22岁的董福祥依靠“哥老会”的力量，迅速发展了庞大的武装力量。由于其势力的不断壮大，安化县的把总对其心生嫉恨，将其捕获并严刑拷打，企图置其于死地。董福祥在狱中被狱卒秘密救出，才得以逃脱死刑。之后，他号召旧部起义，展开了与清军的对抗。虽然一度遭到围剿，并且与回民军交战时不断有伤亡，但董福祥依然顽强抵抗，并一度联合回民和捻军共同反抗清朝，直至1867年，他的部队逐渐崛起，掌控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州县的军事大权。
展开剩余75%1868年，湘军经过陕西转战山西，朝廷命令从绥德调兵攻打董福祥。董福祥虽然多次发动反击，试图收复绥德，但屡战屡败，实力大为削弱，士气低落。到了1869年，湘军的刘松山总领陕西各部清军，并于瓦窑堡一战中彻底打败了董福祥，迫使董部全军投降。此后，董福祥的部队被精简，并改编为“董字三营”。虽然经历了惨败，但董福祥并未因此颓废，反而屡屡出战，建立了不少战功。尤其在攻打吴忠时，他表现突出，逐渐获得了左宗棠和刘松山的信任。董部被正式编入清朝的正军序列，仍由刘松山指挥。
次年，刘松山亲自指挥围困回军马化龙部时，在金积堡击败回军，致使马化龙投降并被处决。此后，董福祥被任命为金积堡的守将，并在同年摧毁了回军的马家滩据点。到了1871年，董福祥随刘锦棠进军西宁，屡次击败回民军，如白彦虎等人的部队，并参与平定河州回民叛乱。因功，董福祥被逐渐晋升为提督，并收编了马占鳌部等回军势力，为甘军注入了新的血液。
1875年，董福祥随左宗棠、西征新疆，董字三营立下赫赫战功。尤其在天山木里河和古牧地的战役中，甘军以压倒性优势一举收复乌鲁木齐。此后，董福祥再度跨越天山，进入南疆，屡战屡胜，收复失地，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分裂势力，并驱逐了白彦虎。甘军的威名也因此传遍了新疆，成为清朝在西部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。
1894年，董福祥奉旨率甘军驻扎京师蓟州，深得慈禧的青睐。1895年，朝廷调动甘军镇压河州、湟中的民乱。1897年，马安良的部队留守甘肃，而其他甘军则被调往北京，成为武卫后军，驻防直隶和山西一带。1900年，列强的侵略步伐加速，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爆发，董福祥与义和团的联系密切，并在背后支持拳民与列强抗争。庚子事变爆发后，慈禧特命董福祥驻守京城，并指派甘军守卫永定门和永安门。此时，董福祥不仅展现了军事才能，还得到朝廷的褒奖。虽然与列强的斗争充满波折，但他与甘军依然表现得极为英勇。
然而，清朝政府在处理外来压力时动摇不定，荣禄以“病”为借口推脱兵权，最终使得甘军只能停战应对。尽管如此，甘军的英勇表现还是给列强带来了巨大的威胁。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日子里，甘军依然顽强作战，击毙了大量敌军将领，甚至甘军将领马福禄也为国捐躯。次日，董福祥会同荣禄护送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至西安。为了保障西安的安全，董福祥在途中编练了20多营兵马，牢牢把守潼关长达九个月。尽管八国联军已经占领北京，但董福祥在此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，依然得到了慈禧的深刻认可。
虽然清政府给予董福祥“革职永不叙用”的处分，但他依然未放弃继续作战的愿望，计划招募新兵赴山西抗敌。最终，慈禧通过光绪帝的劝说让他暂时回金积堡隐居。之后，慈禧企图削弱董福祥的兵权，扶植马安良等人，逐步裁减甘军至仅剩八营，实质上甘军的核心力量已不再属于董福祥。
至1907年，董福祥因涉嫌私藏武器、财富庞大而遭到调查，尽管最终案件未能成立，但清廷对其的打压依然没有停止。1908年，董福祥捐出40万两白银支持新政，并为宁夏屯垦提供了大量武器。然而，这位传奇人物于同年病死在金积堡。列强获悉后表示欢喜，清政府在其死后未举行任何正式葬礼，仅在其故乡立了一块“董少保故里碑”以示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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